早上7點35分，浙江杭州某局副局長陳明（化名）就從家出發，他打算坐公交，8點半前趕到市政府參加一個會議。與車改前不同，陳明每天得為自己的公務出行自尋方式。
“公交車，出租車，公共自行車，走路。有時也會蹭一下同事的車。”陳明說。而在車改之前，包括上下班，只要有出行，局裡的車總會準時在樓下等候陳明。
陳明公務出行的變化，只是杭州公車改革帶來的諸多變化之一。而這樣的生活，陳明已經歷了三年。
取消公車，車補全部打入市民卡
杭州是全國最早啟動公車改革的城市之一，也是全國首個全部實施車改的副省級城市。
2002年，杭州就開始在個別鄉鎮探索公務用車制度的改革。之後，又在西湖區啟動鄉鎮、街道層面的車改。從2009年起，又分三年、三批完成了市級機關的車改。
據杭州市發改委體改辦巡視員馬建華介紹，截至今年6月，杭州13個區（縣、市）與兩個準行政區（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、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）全部實施了車改。市級機關現有車改單位156家，其中一級機關88家、分局23家、參公事業單位43家、二級單位2家，涉改人員達6200餘人。
馬建華從2003年起，就開始全程參與杭州市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工作。他說，十年來，杭州車改創造了多個全國第一：出台全國第一個，也是迄今唯一的區縣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指導性意見；在全國首創車補全部打入市民卡車改賬戶，不得取現；在全國率先制定適合專司行政執法監察、稽查等職能機構工作特點的用車補貼體系……
據介紹，除市級四套班子，公、檢、法、監獄及3個駐外辦事處外，杭州其他所有黨政機關、參公單位、民主黨派、群眾團體都在車改之內。
而車改單位，除專業工具車之外，一律取消所有公務用車，包括執法執勤車，所有局級領導幹部全都取消專車，所有人員全部參加車改。“這在制度設計上杜絕了‘既留公車，又發車貼’的‘雙軌制’。”
對於車改補貼是“變相加薪”的質疑，馬建華認為，雖然貨幣化車改不能解決所有公車問題，但卻是迄今為止醫治公車制度頑症最有效的對策。
目前，杭州對個人公務用車補貼，按行政職務層級分成九檔，其中正局級(副廳級)為2990元/月，正處級為1610元/月，最低的是科員、辦事員及其他人員，350元/月。
馬建華說，車貼是公共財政安排公務活動交通費的另一種形式，不是福利津貼。這些作為個人公務用車的錢，都按規定被直接打入市民卡，可以在公交車、出租車、市公車服務中心、加油站、車輛年檢、車輛保險等與公務交通相關事項上支出，但不能取現，也不能在商場、超市等地方消費。
車改後公車開支下降了25%
“車改以後，最明顯的就是公共財政支出的下降。” 馬建華說，僅杭州市級機關“下崗”公車超過800輛，公車開支下降了25%，前兩年節約的公務交通費用超過3400萬元。
除了直接的公務開支下降，車改的“溢出效應”也十分明顯。馬建華告訴記者，現在，許多機關能在單位開的會就不去區、縣(市)了，很多工作也改用傳真、電話、郵件等方式解決，會議費、差旅費等明顯下降，在更大層面上節省了公共財政開支。召開全市性大會，會場周邊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大的緩解；領導到基層調研，基本上都是一輛中巴車集中前往；領導幹部與老百姓一樣自己開車、坐公交車甚至騎自行車出行。
“更重要的是，從源頭上堵塞和根治了公車私用以及超編、超標購置配備公車等群眾反映強烈的‘公車腐敗’問題。”他說。
車改的成效與壓力
“單軌制、貨幣化、市場化”，杭州車改被認為是迄今最徹底的車改之一。馬建華認為，杭州的車改實實在在地觸動了公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，成績有目共睹，“但疲態也慢慢顯現，改革的壓力在增大”。 他坦言，這既有外部因素影響，也有自身原因。
馬建華表示，這幾年，全國各地來杭州考察學車改經驗的每年有幾十撥兒，但跟進實行“單軌制”的不多，“有些地方的人一個勁地問補貼標準多少、有沒有變通做法的事，對介紹‘單軌制’卻不在意，回去後還是想搞‘雙軌制’，長此以往，會對杭州車改增加壓力。”
隨著車改的推進，大多數局級領導慢慢適應了非專車保障的新型公車制度，但也有一些領導不習慣、不善於利用多種交通工具從事公務，特別是緊急公務、臨時參會等，對沒有專車帶來的不便有較多抱怨，甚至通過變通，繼續享受“專車”。蕭山區在鄉鎮街道一把手的“強烈”要求下，允許車改鄉鎮街道聘用兩名有駕駛技能的臨時工，或向未車改單位借來車輛的專職司機，出現“單位沒有公車，卻招專職司機”的怪現象。
隨著中央規定取消一般公務用車，馬建華認為，這說明發放“車貼”這種帶有“贖買”性質的改革路徑已基本達成共識，公車改革必須循序漸進，關鍵是在“價格”上，需要經過多個回合的博弈。“更要防止一些地方在車改具體實施過程中走樣變形。”
對兩辦文件提到的保留“應急用車”，馬建華表示擔憂：“應急用車的概念極其模糊，很有可能滋生政策福利化和‘既留公車，又發車貼’的‘雙軌制’。”
本報杭州7月17日電 （原標題：杭州：被公車改變的生活）
全站熱搜
留言列表
